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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接觸性詐騙受害人”心理分析、對象屬性及宣傳措施
          發布日期:2021-08-31 09:05:37
          經過2020一年的蔓延,進入2021年,“非接觸性詐騙”這股草原上的野火,大有燎原之勢。據相關統計,全市專項行動以來,非接觸性詐騙案110警情2862起,同比上升48.7%,且增幅逐周遞增,“非接觸性詐騙”即將演變成一場“人民戰爭”。公安部門作為打擊犯罪的主力軍和先鋒隊,在這場戰役中扮演著愈來愈重要的角色。


          如何打贏這場“人民戰爭”?毛澤東有句名言:“對待敵人,戰略上,我們應該藐視他,戰術上,我們應該重視他”。這句話里蘊含的辯證思想值得我們借鑒。打擊“非接觸性詐騙”也是一樣的,在戰略上,陷入人民戰爭的詐騙活動必將被人民所戰勝,而在戰術上,我們則應去研究“非接觸性詐騙”案件,弄清它的運作規律,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情況、受害人的情況及案件結構特征等,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做到戰略藐視戰術重視。


          我們先來談談關于“受害人的情況”,在整個詐騙活動中,弄清受害人的心理狀況對我們狙擊電信詐騙具有重大意義,有利于我們在犯罪活動的“終端”進行犯罪遏制,進而減少人民群眾的財產損失。


          為了便于研究分析,我們先從幾個警情案例來入手:


          (一)

          案例分析


          警情一


          2020年某天,在南岸區某小區,一女子報警稱其母親劉某(47歲,離異,無業),要賣房投資,且已投入30多萬元,該女子感覺母親劉某遭遇了詐騙,在自己及親戚朋友等屢次勸說無果的情況下,遂報警請求民警協助,民警到達現場,發現劉某正在操作一種虛擬盤投資的軟件,由網上認識的一名男子進行指導,劉某稱該名男子是“陌陌”上認識的,后加了微信,然后接觸到這一“投資活動”,劉某微信頭像是一“帥氣的年輕男人”。劉某還稱這名男子是湖南的,過一段將來重慶見面,且自己已對該名男子動了感情。


          分析:劉某顯然是遭遇了“殺豬盤”詐騙,對方通過甜言蜜語的哄騙誘導其投資,進而欲詐取其錢財。劉某的生活狀態是離異,且無業,離異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其精神上的空虛,而無業狀態則一般顯示其經濟狀況的薄弱,且有大量的空閑時間未被占用,犯罪嫌疑人的出現,則正好彌補了其這兩方面的需求,殊不知,這劉某所處的狀態正是“殺豬盤詐騙”所需要的,也就是那頭符合條件的“豬”。


          警情二


          2020年某天,在南岸區某小區,一男子(未婚)報警稱自己因裸聊被詐騙2萬,且對方并未善罷甘休,還在繼續要錢。原來該名男子點擊下載了對方發來的木馬程序,手機通訊錄被對方獲得,對方稱如果不給錢,就把“裸聊”的事情發給其親戚朋友,該名男子見犯罪嫌疑人胃口越來越大、要的越來越多,不得已報警了。民警處警,了解到該名男子系交通局一職員,26歲,未婚,晚飯后無聊,躺床上耍手機,無意就加到了犯罪嫌疑人(女性),犯罪嫌疑人誘惑其裸聊,隨后在裸聊中發了木馬程序,進而通過獲取其通訊錄的形式進行詐騙活動。


          分析:這種詐騙形式屬于“裸聊詐騙”,目標對象一般是男性,但已出現女性的警情。再看該男子的身份特征,他有職業,但是未婚狀態,民警詢問起為何要裸聊,該名男子稱是因為無聊。在未婚而又年輕加無聊的狀態下,該名男子便成了“裸聊詐騙”的獵物。未婚使其行為出于不被監督狀態,而無聊直接導致其具備了被詐騙的條件。


          警情三


          2020年某天,家住南岸區某小區的胡某某在微信上被人無端拉入了一個“投資兼職群”,通過“入金”活動來進入虛擬盤操作,進而通過刷單來獲取收益,為了使胡某某信以為真,群里出現至少三個“托兒”進行加力,而胡某某則抱著試試看的態度,入金數萬,結果被騙。


          分析:經過民警了解,胡某某只是抱著試試看的態度,想獲得點額外的收入,這種收入的獲得,實際上是不必耗用時間和精力的,本質上是一種不勞而獲。胡某某顯然是一種希望“天上掉餡餅”的心態,這種心態本身為其成為詐騙的對象提供了條件。


          警情四


          2020年某天,在南岸區,某企業主盧某娟報警稱武漢市公安局某民警給他打電話,并通過微信發來一份“文書”《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凍結管收執行令》,該“文書”蓋有鮮章,看起像真的一樣,盧某娟提出要看對方證件,對方又通過微信發來一警官證照片,看起也類似新的,盧某娟很是害怕,欲通過將錢打入安全賬戶來把事情擺平。


          分析:對一般民眾而言,由于法律知識的欠缺,在面對“網上公檢法”所謂的“執法活動”時往往不知所措,產生懼怕心理,失去理性思考,進而被嫌疑人牽著鼻子走,直至被詐取所有錢財。在這個案例中,如果仔細查看該法律文書,發現鮮章上面的國徽是歪的,而警官證上面的警徽也是歪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引起人們的懷疑和警覺的,但正是因為當事人的慌張和懼怕,沒有理性查看驗證其真實性。



          (二)

          “非接觸性詐騙”受害人的心理結構分析


          以上四個典型案例是眾多“非接觸型詐騙”中的四種,我們對之進行“個案抽樣”,以便于更好的分析,以求做到從部分到整體,再從整體到部分,實踐可以產生理論,而理論卻又對實踐有指導作用。


          綜上分析,我們對“非接觸性詐騙”受害人的心理結構分析如下:


          (1)“空虛寂寞型”心理特征。

          這在警情一和警情二中都有所體現,受害人要么是離婚,要么是未婚,且獨居。在這樣的家庭結構下,受害人日常若再沒有點正常的業余生活,用以填充獨處的時間,精神上就難免會感到“空虛寂寞”,這就為犯罪分子的詐騙活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試想,如果這類人結婚了,有了健康的家庭生活,家庭結構完善了,這本身就可以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進而摧毀詐騙活動賴以存在的溫床。


          (2)“不勞而獲型”心理特征。

                這在警情一和警情三中都有所體現,受害人往往抱著“急于賺大錢”的心理,試圖不勞而獲,而實際上“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天上也不會掉下餡餅”,任何成就的獲得,都要經過長期的積累和歷練,對于沒有多少資源的一般群眾而言,尤其如此。犯罪分子往往利用了這樣的心理結構,以此為誘餌,先讓受害人嘗到一點甜頭,當受害人“上鉤”后,便詐取其錢財逃之夭夭?!安粍诙@”型心理結構是人性的底層圖式,唯有教育人們理性思維,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


          (3)“慌張懼怕型”心理特征。

          此類心理,一般是在民眾面對犯罪嫌疑人冒充公檢法“執法”時產生的,譬如警情四所描述的;另外如警情二,“裸聊”受害人面對嫌疑人的敲詐勒索,也會產生慌張懼怕情緒?!盎艔垜峙隆鼻榫w易于讓受害人在短時間內順從嫌疑人,進而被詐取錢財,等受害人反應過來,已為時已晚?!盎艔垜峙隆笔侨藗兊恼G榫w,這是群眾法律知識不足造成的,如果群眾熟悉公檢法的執法程序與規范,想必就可以依此對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資料進行質疑,進而達到防騙的目的??磥?,普法教育是減少“慌張懼怕”心理、防止“非接觸性詐騙”的有效方式。



          (三)

          “非接觸性詐騙”受害人“對象屬性”解析


          有了對“非接觸性詐騙”中的受害人的“心理結構”的特征總結,我們實現了“防詐”工作的其中一步,當然這還不夠,我們還需要了解這些受害人的“對象屬性”,“心理特征”與“對象屬性”都是“防詐”工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精準”反詐的必經步驟。那么,這些受害人都有什么屬性特征呢?


          首先,性別年齡屬性。

          譬如,裸聊敲詐勒索案的受害群體主要為青年男性,年齡主要集中在20歲至40歲,當然也出現了女性受害人的情況。(資料來源:《吳立勛總隊長在全民反詐專項行動第四次視頻調度會上的講話》),而對于“殺豬盤”詐騙,受騙對象主要為女性受害人,年齡主要集中在20歲至50歲,犯罪嫌疑人利用了女性受害者“易于迷信愛情幻象”的弱點進行詐騙。而對于“刷單”詐騙和“冒充公檢法”詐騙等犯罪類型,受害人則不分性別,而年齡特征則集中于20歲至50歲的受眾群體。有了對受害人年齡性別的了解,我們在“反詐”宣傳時就會有更為精準的目標了。


          其次,職業屬性。

          從社會學角度而言,職業不僅是人們社會角色或社會地位的表征,而且也是人們經濟能力的表征,除了這些,職業還可以給人們帶來豐富的社會資源,和學到更多的知識。在刷單型、貸款類詐騙活動中,受害人可能沒有職業,在經濟能力方面也往往不足,再加上貪占小便宜的心理,很容易讓自己的處境更是雪上加霜;而在“冒充公檢法執法”的詐騙活動中,一些小型企業主則很可能成為犯罪嫌疑人的目標對象,由于一部們企業主在日常的經營活動中走了些“偏門左道”,一但有“公檢法執法部門”找上門來,就猶如驚弓之鳥,往往容易中招,而對于一般人,如果法律知識不足,在對公檢法執法不太了解的情況下,也往往容易上當受騙。因此,對于無業者,一定要警惕“刷單類”和“貸款類”詐騙類型。


          最后,家庭關系屬性。

          在人們的所有社會關系中,家庭關系可謂是一種“強關系”的存在。這種“強關系”不僅是人們親密情感關系的紐帶,而且也是人們獲取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并且,在客觀上,“家庭關系”也對家庭成員行為起到了監督和撫助的作用。因此,在民警的執法實踐活動中,我們發現那些“殺豬盤”詐騙和“裸聊”型詐騙中,一大批離婚和未婚者成為犯罪活動的目標對象,這就是家庭關系的缺失導致受害人沒有情感支持和社會支持造成的惡果。因此,我們在“全民反詐”行動中,一定要對這部分離婚和未婚者加以重視,精準普法宣傳。



          (四)

          “非接觸性詐騙”受害者群體如何去找?


          前面,我們分析了“非接觸性詐騙”犯罪中受害人的“心理結構特征”和“對象屬性特征”,基本上能夠對受害人的情況有了最基本的把握,接下來,我們的工作就是如何讓這些潛在的受害人群體能夠最快最有效的實現“防詐防騙”?如果把這比做含有未知數的方程式,那么這個方程的解就是“進行防詐防騙宣傳”。雖然在最近一年內,公安民警和社區工作者發出了無數的“防詐防騙”宣傳海報,但宣傳成效并未達到預期目標,“電信詐騙”受害者數量不減反增,且還有不斷擴大的趨勢。究其原因,宣傳工作并未做到精準宣傳,還停留在粗放階段。吳立勛總隊長在《全民反詐專項行動第四次視頻調度會上》講:“從發案形勢來看,宣傳效果尚未顯現,社會面宣傳造勢還不夠,與行業部門尚未形成合力,缺乏針對性的宣傳.......應在宣傳的深度和質量上下功夫”,吳總隊長一語中的,那么,我們的“防詐防騙”工作如何才能直抵“人心”,達到應有的宣傳效果呢?


          首先是,如何找到“潛在受害人”的問題?


          (1)從企業、大學等社會組織里找。

          以企業等社會組織為“防詐防騙”宣傳陣地。一般而言,社會組織里的員工大多是20歲至60歲的社會群體,他們有職業,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且有較強的社會組織性,如果再能夠調動企業主及社會組織領導的積極性的前提下,公安的“防詐防騙”宣傳就能夠很好地得到貫徹和執行。針對社會組織領導、企業主和員工,我們可以進行普法教育,特別是如何應對“冒充公檢法詐騙”這一詐騙類型;而對于離婚和未婚者,我們則可以有針對性地進行“殺豬盤類”和“裸聊類”詐騙活動的普法教育;而在大學里,由于學生經濟能力較差,則應以“刷單”類和“貸款”類防詐宣傳為主。在宣傳的過程中,注意普遍和特殊相結合,真正做到“防詐防騙”入心入腦。


          (2)從社區找。

          每個人都住在社區里,社區是我們每個人每天活動的最終落腳點。雖然當前的社會防詐宣傳鋪天蓋地,但收效卻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們缺乏精準宣傳,那么我們應該怎樣找到精準的宣傳對象呢?前面,我們從企業和社會組織中找出來了有職業的潛在受害者群體,那么無職業的受害者群體在哪里呢?答案是:在社區!社區里的“反詐防騙”群體應該以“無業者”為主,這些無業者往往是“非接觸性詐騙”犯罪中的潛在高危受害人群,譬如“殺豬盤詐騙”、“裸聊詐騙”等。對這個群體進行必要有效的防詐騙宣傳成為“打擊電信詐騙”的重要環節。


          (3)從商場等商業場所找。

          商場等商業場合一般都聚集著社會上最活躍的群體,年齡一般是20至40歲人群,這類群體易于接受新知識,勇于嘗試新事物,但社會經驗還未達到足夠豐富的程度,他們在接受新知識的同時,很容易被詐騙團伙選為目標群體,因而也屬于高危人群。商場里的社會群體是流動的,不像社會組織和社會里的群體容易把握,這就需要我們在宣傳形式上下功夫。一般而言,社會組織和社區已基本上囊括了“防詐防騙”潛在受害者人群的大部分,但在商場等商業場所里的宣傳卻也是不可避免的,它可以使宣傳效果起到疊加和放大效應,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意義。



          (五)

          如何做好“防詐防騙”宣傳?


          (1)宣傳什么?對宣傳的內容有什么樣的要求呢?

          目前的宣傳內容以軟文和網絡小視頻為主,限于篇幅,宣傳內容大多是“說教式”的,僅僅是告訴人們“殺豬盤”是詐騙的一種形式或者“裸聊”是詐騙的一種形式再或者“刷單”也是詐騙的一種形式,這種“說教式”的宣傳內容通常容易流于形式,對于受眾對象而言,往往也只是看看或聽聽而已,其實并沒有入腦入心。


          那什么樣的宣傳內容才能真正讓受眾群體理解并接受呢?那就是要確保受眾群體既要知道詐騙是什么,又要告訴群眾咋騙是如何進行的。也就是說,我們的宣傳內容,既要告訴受眾群體詐騙類型“是什么”,也要告訴人們“為什么”,同時,還要告訴人們“怎么樣”,解決了“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的問題,也就相當于讓人們了解了整個詐騙過程的運行機理,受眾群體在聽和看的同時,也能夠逐漸理解,直至接受公安機關的宣傳用意。簡單來說,整個宣傳過程,實際上是受眾群體的一個學習過程,只有讓受眾群體充分地理解詐騙的運行機理,人們才會充分的接受,公安機關的宣傳工作才能真正見到效果。


          (2)如何宣傳?也就是宣傳的形式問題。

          明確了宣傳的主要內容,接著要解決的就是如何去宣傳。這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內容只有一個,是本質,而形式則有多種,是表征;兩者是對立統一的關系。


          譬如到企業等社會組織中進行“反詐”宣傳,就有必要發揮社會組織領導層的主觀能動性,聚合員工進行“反詐”學習和普法教育,同時,還應發揮員工的輻射作用,將“反詐”知識和普法教育惠及身邊更多的人;而社區宣傳則不同,社區民警及工作者有必要從細處入手,需要弄清楚社區里的無業人員、離婚人員、未婚人員等,因為他們正是“非接觸性詐騙”的高危人群,弄清楚后,再對之進行重點關注和宣傳;而在商場等商業場所進行宣傳,則又是一種不同的形式,是不是可以像商場促銷那樣搞一場“路演”,商家銷售的是商品,而民警“賣”的則是“防詐防騙”知識。



          (六)

          不足之處


          (1)本文所選擇的個案,雖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未涵蓋所有的“非接觸性詐騙”類型,因此不可避免的具有局限性。但有限個案的選取,為實現理論的總結提供了可能,而對于未選取的個案,亦可以在現有理論總結的框架內,實現進一步的研究和拓展。


          (2)未能充分占有“非接觸性詐騙”警情的全部素材。全市“非接觸性詐騙”的警情數量及種類應該是有據可查的,筆者礙于數據占有限制,未能對警情數量及其特征采用定量的方法進行分析,不能說不是一個遺憾。但現有個案分析得出的結論,可以給定量分析提供一個必要的框架。


          (3)對于如何做好“防詐防騙”宣傳,筆者僅僅給出了方向和理論,但并未從細處著手,給出具體的宣傳策劃,但在實踐中,我們有必要有詳細的宣傳策劃案出臺才行。


          至此,本文有針對性地對詐騙案件個案進行研究,通過歸納概括,我們總結出“非接觸詐騙”受害人的心理特征及“對象屬性”,進而依據這兩個“特征點”,我們提煉出“防詐防騙”宣傳的基本要點,初步實現了從實踐到理論的飛躍,這也為理論引導實踐提供了可能。盡管本文還有諸多的不足之處,但初步理論和框架已經形成,這為公安“防詐防騙”宣傳工作走向深入提供了條件。


          原創作者:陸丹